广州日报在体育报道领域频开行业先河：首设体育版 创立《足球》报

 
我从西瓜园走来
坐落在广州老城西部的西瓜园，是一处充满传奇的所在。20世纪50年代，《广州日报》在这里诞生，随后走过67年的辉煌岁月，一次次刷新中国报业的纪录：2008年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会，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广州日报》日均发行量都达到200万份。
2019年1月18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搬迁到琶洲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与数字试验区，如同一艘新闻巨舰矗立在珠江边，开始了全新征程。而新闻人躬耕半个多世纪的西瓜园将以文化产业的形式继续文脉传承，更加活力四射。
初心不忘，使命在肩。为此，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我从西瓜园走来》，回望西瓜园内走过的岁月，牢记广州日报人的情怀与担当。
感恩西瓜园，踏上新征程！
说起《广州日报》体育新闻，可谓开创了国内体育新闻报道的诸多先河。从成为全国地方党委机关报里第一个创办体育新闻版、成立体育部的报纸，到创立中国首家足球专业报纸《足球》，实现一套人马干两份事情；从第一次派出体育记者代表中国媒体在世界杯决赛发布会提问，到成为国内第一家派记者报道欧洲杯的媒体；从领风气之先，积极报道世界大型体育赛事，到通过骑行在国际体育赛事中传播体育精神、展现开放大国姿态……
一代代《广州日报》体育新闻人，通过不懈的耕耘与努力，不仅推动《广州日报》在国际体育报道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也成为“体育民间外交”的友谊使者。
《广州日报》在体育新闻报道上曾开创多个“全国第一”：创立首家足球专业报纸《足球》；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发布会上让世界听到中国记者的提问；作为国内第一家地方媒体，去一线报道欧洲杯、奥运会，至今从未缺席，报道的专业性、多样性、可读性，在全国纸媒中独树一帜……就连“体育新闻版”本身，也是《广州日报》当年的创举。
创体育版 聚焦“大球”
1986年之前，报纸会开设“体育专栏”，关注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运动；对于足球、篮球等热门“大球”项目，反而很少关注——《广州日报》就瞄准了这一空白。
上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许多新思维、新理念正在形成，并慢慢向全国辐射——体育新闻报道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年近八旬的《广州日报》首任体育部主任、《足球》报创办人严俊君谈起那段风云岁月，依然心潮澎湃。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担任《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一职。他回忆说，那个年代，市民大多会在街头巷尾的报纸栏看报。出于职业习惯，他经常会留意这些人在看什么。时间长了，他发现，广州读者特别爱看体育报道，因为体育报道栏前总是聚集了最多的市民。不过，当时媒体对体育的关注还不多。而且，中国刚刚在国际足联恢复合法席位，还很少参加国际赛事。所以媒体对体育，尤其是对足球的报道就更少了。
这个情况，让他看到了机遇。
严俊君说，那时，《广州日报》每天只有4个版。其中，体育报道有时每两个星期才能出一次，大约占半个版或者两栏的分量。采写的体育组隶属政文部，一共只有5名记者。写的时候，条条框框也多：每天大概只出200~300字，也就是火柴盒大小的位置，并不显眼。
相比之下，香港《大公报》的体育版就舒展多了。严俊君发现，《大公报》的足球报道占了很大比重，说明这是读者的兴趣所在。通过长期阅读，他对“怎样做好专业的体育报道”有了清晰的思路。
不过，严俊君坦言，当时已有同城报纸开设“体育专栏”了。他们将更多的焦点放在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运动上，象棋等群众体育项目也在他们的关注之中。相比之下，今天大热的足球、篮球等“大球”项目，反倒是“无人问津”了。在严俊君看来，要办好《广州日报》的体育新闻，必须抓住这一空白领域，办出自己的特色。
严俊君说：“我曾经看过一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纪录片，对我的触动非常大。纪录片中，人们发自内心地欢呼、跳跃，让我感受到足球有一种‘千里共婵娟’的魅力，不分国家、不分地域，所有人都能被它深深地吸引。”
就这样，敏锐的严俊君看准了“大球”，将它作为《广州日报》成立体育部、进行专业体育报道的重要开端。
1983年，《广州日报》成立了体育记者专业团队；1986年，正式设立体育部。由此，《广州日报》成为全国第一家成立体育部、设立体育专版的报纸，开了行业之先。
严俊君回忆，专版设立是在1986年10月27日。从前，每天的报纸一般只有4个版。后来，《广州日报》在全国首创从4版扩大到8版，实现历史性突破之余，原来被认为可有可无的体育新闻专栏，也在一夜之间扩充为体育新闻版——这也是中国新闻史上，报纸首次有了独立完整的体育新闻版。这一创举，最终带动了行业风潮：全国报纸纷纷开办体育版。中国体育新闻史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广州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行者和领路人。
创办《足球》 引领专业
一套人马，同时打造《广州日报》体育版和《足球》报的品牌，成为中国报纸发展历史上一个特别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日报》体育版设立前的1980年1月1日，《广州日报》开创的中国首家专业足球报纸《足球》正式创刊。它是在经过3期试刊之后，以4开4版的半月刊形式与读者见面的。
“我们当时就像比赛中的‘双中锋’一样，用同一拨人才，去打造两张报纸的品牌。只有办好了《广州日报》体育版，才能办好《足球》报；相反，办好《足球》报，也更能回馈《广州日报》。”
这也成为中国报纸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案例：同一批记者编辑，在承担《广州日报》体育版正常采编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做出了一张全国发行百万份的足球专业报纸。与此同时，《足球》报的创立，让《广州日报》较早就拥有了其他媒体所缺乏的体育新闻人才队伍，拥有了丰富的体育新闻采编经验，为《广州日报》创办体育新闻版打下了新闻和人才基础。
千里骑行 传播文化
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广州日报》发起“骑车到伦敦看奥运”活动。广州自行车爱好者随之展开了一场大型骑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几十年来，体育新闻的报道手法不断创新，《广州日报》对于新闻的展现形式也在不断探索。进入2000年之后，《广州日报》除了不断丰富传统报道之外，也投身其中，用运动为比赛助威呐喊，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国际化发展，展示出开放的大国姿态和中国人的全新形象。这样的创新，多次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许，成为广州草根体育的一张名片和民间文化交流的使者。
体育记者孙嘉晖就是其中的重要见证者。2002年，孙嘉晖成为《广州日报》体育部的一名记者。从业多年，他不仅见证了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雅加达亚运会等一系列世界大赛；同时，他也以一名骑手的身份，为中国体育助威。
孙嘉晖所在的骑行队创建源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当时，《广州日报》发起“骑车到伦敦看奥运”活动。广州自行车爱好者随之展开了一场令人惊叹的骑行，开启了中国普通市民以大型体育活动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潮流。
2014年9月，韩国仁川亚运会拉开帷幕。孙嘉晖和另外7名队友进行了“亚运情，仁川行”千里纵贯韩国的大型文化骑游活动。队伍里最年长的队员达68岁，最小35岁，平均年龄48岁。他们从济州岛出发，由南至北沿着韩国东海岸完成12天、超过600公里山间公路的骑行，最终抵达仁川亚运会主会场，传递着来自中国、来自广州的亚运激情和奥林匹克精神。
骑行途中，孙嘉晖和队友克服了高负重、大温差等诸多困难，获得许多韩国民众的热情支持。本来，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里，欧美人更热爱进行各种户外运动。但经过这次骑行活动后，队员们向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示了中国人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形象，获得了韩国人民的称赞。“很多韩国人第一次见到有中国人在他们国家进行这种长距离的骑行，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跑过来和我们交流。”孙嘉晖说。
■媒体人说
世界杯决赛发布会首次响起中国记者的提问
讲述人：严俊君，前《广州日报》记者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我是看着香港电视的转播，完成了第一次世界杯报道。但这远远不够。我希望能够到世界杯现场去看一看，给广州的读者们带回第一手的鲜活信息。
1986年5月23日，我作为广州日报特派记者，一行三人赶赴墨西哥，现场采访报道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随后的世界杯赛期间，我们圆满完成了世界杯特刊共23期的出版任务。这也意味着，《广州日报》开创了国内媒体直接派记者采访世界杯赛的先河。
而在这次的世界杯决赛赛后发布会上，我们更是让世界杯第一次响起了中国记者的提问，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感自豪的事情之一。世界杯赛场，中国队虽然没有来，但是中国人已经来了！
其实，这次发布会对记者的限制很严格，能进入会场的记者只有200名，能够提问的记者就更少了。总共就5个提问的机会，一般来说，冠亚军队伍和东道主国家的记者优先，其次是32强国家队的记者。
然而，作为《广州日报》和《足球》报的“双料”记者，我还是争取到第3个提问的机会。我将问题提给了刚刚捧得大力神杯的阿根廷足球队主教练比拉尔多先生，一开腔，就是一口中文：
“首先祝贺阿根廷队在美洲的土地上夺得世界杯，在您看来，南美派和欧洲派这两大足球流派的足球，今后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当时，我这个中国记者用中文提出的问题，让全场媒体都愣住了。幸好新闻官反应及时，立刻找到了翻译，将这段话翻译成西班牙语。老实说，想要在这样的场合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难度太大了。我提出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告诉世界，虽然这届世界杯没有中国足球队，但中国人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亚于欧美国家！
当然，争取到这次提问的机会，靠的不是运气——功夫，一定要用在平时啊。事实上，在世界杯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已经和大会的新闻官沟通好了，让对方必须给中国记者一次机会，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提问。
这次采访后，我还参加过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1994年美国世界杯和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采访；还有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等采访。在重大比赛亮相，不仅提升了《广州日报》记者在世界体坛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也是我们代表中国记者，在世界上发出我们的声音。这样做，对于树立中国记者和《广州日报》的国际形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穿越马来西亚为北京冬奥申办立下大功
讲述人：孙嘉晖，《广州日报》记者
要说一系列大型文化骑游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时间节点是2015年。那时，我们这一支“草根骑行队”还为北京申办冬奥“立下大功”呢！
2015年7月，国际奥委会吉隆坡第128次大会准备宣布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当时，中国北京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都在竞争举办权。对于奥委会来说，除了政府部门支持办会，民间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为了力撑北京申办冬奥，我们骑行队完成了7天、近500公里穿越马来西亚的旅程。我和队友们从马来西亚北部港城槟城出发，克服高温、强紫外线等困难，最终到达吉隆坡，与众多当地华人华侨到达会场外为北京助威。
7月31日，宣布结果的当天清早，关于我们骑行队的报道就出现在当地华文媒体的头条。一夜之间，“来自中国广州的自行车队到访马来西亚”成为华人社区的热门话题，沿途各落脚点、百年神庙、警局等地点，早早获悉骑行队行踪的记者都在那里守候，为广州车友接风，并邀约我们接受采访。
国际奥委会在投票前会收集各种媒体的报道，以判断各国官方申办的意愿，以及了解本国民众是否支持。我们骑行队千里迢迢来到马来西亚为北京申冬奥助威，就是很好的民意体现。
这次骑行，凝聚了华人的乡情、亲情，彰显了中国力量，成为一次盛况空前的华人体育文化大碰撞。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北京申办冬奥成功后，当时的北京市领导握住我们队员的手说：“感谢你们为北京申冬奥立下大功！”
2012年至今，我随骑行队完成横穿欧洲大陆3000公里（2012年）、千里纵贯韩国（2014年）、500公里穿越马来西亚（2015年）、从北美到巴西里约助威奥运（2016年）、雅加达亚运会之旅（2018年）等5次海外骑行活动。海外骑行距离大约在800公里~1000公里。除了完成正常的骑行任务外，我沿途还需要进行采访和写作。这对于体力和精力是很大的考验。每当结束一天的骑行，队友都洗漱休息了，我还得对着电脑写稿、发稿至凌晨。
不过，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累并快乐着”啦。
让我感动的是，在几次海外骑行过程中，有粉丝千里迢迢过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美国边检人员知道骑行队的经历后，对我们竖起大拇指；一位80多岁的英国老奶奶开心地对我们说，这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有中国人从自己家门口骑自行车经过；一对美国夫妇在深夜热心地驾车将我们护送到歇脚的酒店……
这些“暖心瞬间”，都成了我在报道中生动丰满的素材。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自行车骑行已成为一种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骑行队，也从一开始的20多名队员发展到现在近300名队员。现在，车队群里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地点辐射了祖国的“天南海北”。我也正和队友们计划，在2020年赴日本四个大岛骑行，为东京奥运会助威。
■经典摘录
1986年，中国改革开放还不到10年，出国采访的地方媒体并不多。严俊君赴墨西哥采访世界杯，发回的文字渗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带着那个时代舒缓的节奏。
异国乡音亲
——墨城访中国台北足协代表
参加昨天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的中国台北足协代表吴宝骅和丛小姐，下午在皇冠酒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记者在酒店大厅，遇到了迎面而来的中国台北足协两位代表时，就主动介绍自己，是《广州日报》和《足球》报的记者，专程来采访世界杯足球赛的。记者还说：“在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看到你们和中国足协代表陈家亮、张吉龙并排而坐，看到了丛小姐和陈家亮亲切交谈，真是一股异国乡音亲的同胞情谊。”
吴宝骅先生笑容可掬地与我们一一握手。丛小姐和我们握手时面带笑容，举止斯文。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我们向两位代表询问了大陆球迷关心的关于中国台湾女子足球发展的情况。聪明的丛小姐突然反问我们：“你们真的是记者吗？”当我们亮出记者证后，她才消除了顾虑，一一回答了问题。
问：台湾有多少记者来采访“世界杯”？
答：还没有来，可能有两三名。
问：台湾电视台转播世界杯赛实况吗？
答：有的，最后两场还是现场转播呢。（丛小姐反问：大陆也有转播吗？记者答：全部比赛五十二场都转播）
……
问：你会说广州话吗？
答：我只能听得懂，台山话就听不懂了。（记者解释说：广州话就是广东话）
问：您的祖籍在什么地方呢？
答：我出生于台北市。（记者自我介绍是海南人，能听得懂闽南话，在新加坡看中国台湾的电影时，对白都能听懂。）这太好了。
问：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墨西哥？
答：看完世界杯的开幕式就回去了，你们呢？（记者回答说：要采访完世界杯比赛后，才回祖国去。）
随后，记者把从祖国带去的一条杭州丝巾和一件寓意“一帆风顺”的纪念品送给丛小姐，丛小姐似乎不好意思收下，说：“不好，不好。”体谅到丛小姐的心情，在旁的摄影记者就没有把快门按下。
原载于1986年5月31日2版
作者：严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