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 激发创新发展新动力

主持人：毕征 （广州日报夜编中心副主任、中心工作室负责人）

抢抓大机遇 焕发新活力
大洋网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州要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广州是华南地区科教中心，近年来积极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生态优化”创新全链条发展，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州将在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下功夫。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进程中，广州应如何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深化科创合作、形成产业共振？
本期圆桌会，我们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王迎军，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副巡视员李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强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炜一起，围绕“广州创新发展”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王迎军

王迎军：总的来看，广州市的创新基础能力“底子好”“后劲足”，但能力提升的瓶颈也十分明显。后期应重点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全面布局重大重点科技平台建设，加大市级科技投入力度，同时理顺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投入转化效率，促进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李江

李江：针对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分散的问题，广州正积极推动高端科教资源集聚发展，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建设。同时也在谋划中科院珠三角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统筹调度中科院在珠三角的大科学装置，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

张强

张强：广州本土知名创新型巨头企业较少，致使广州无法依托大型头部企业的资源、网络和资本优势，大规模投资孵化、裂变衍生出高估值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高估值科技企业的成长需要多轮不同阶段的融资支持，广州的风投创投机构数量、资本规模仍有待提升。

刘炜

刘炜：广州可以先行先试，从顶层设计开始，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使大学科研机构在具体操作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产权归属等方面可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基础能力
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
主持人：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围绕《规划纲要》谈广州的具体举措时强调，广州要激发创新发展新动力、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首先要着力提升创新基础能力。对标国际国内“最好最优”，广州的创新基础能力如何，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王迎军：广州的科技创新基础能力整体居于全国前列，但与顶尖水平还有一定差距。根据《中国城市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在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广州排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之后，属于第二集团领头羊，与第一集团的差距正在缩小。
我们一般从科技资源储备、研发投入强度、重大重点项目和平台建设情况，以及科技成果等几个方面来评价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在这几项里，广州的强项在科技资源储备和科技成果体量上。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及广州市科技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有数量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六成以上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和省属机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接近9000家，排名全国第三，研究与开发人员存量超过12万人，科技人才体量位居全国前十。同时，科技成果产出规模也很可观，2017年专利授权总量排名全国前四，发明专利总量排名第七，体现国际科技创新参与度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也排名前列。
但是，广州的创新基础能力发展也存在很多弱势方面。首先是技术创新的原创能力相对不足，2017年全市所有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只占到约15.5%，是总授权量前十名城市里占比最低的，低于北京市的43.1%、天津市的28.4%和深圳市的20.0%。其次，财政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带动不足，全社会总体研发投入强度目前还远远不够，2017年财政投入撬动企业研发投入的倍数仅有2.4~3.4，远低于国际上4~5倍的水平，同时全市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2.5%，离2020年达到3%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最后，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在广州的分布不足，平台建设制约创新基础能力提升，这集中体现在重点实验室平台的分布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广州的最多，但整个大湾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占全国不足10%，远低于长三角地区（占全国23.2%）和京津冀地区（占全国41.8%）的数量，核心平台缺乏会导致研究力量不能有效整合，攻克共性技术的难度加大，也更难在前沿领域取得连续突破。
总的来看，广州市的创新基础能力“底子好”“后劲足”，但能力提升的瓶颈也十分明显。后期应重点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的培育，全面布局重大重点科技平台建设，加大市级科技投入力度，同时理顺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投入转化效率，促进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李江：广州是华南地区科研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聚集了全省80%的高校、97%的国家级重点学科、69%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58%的独立研究机构，在穗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人、“两院”院士98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490人。在《自然》杂志发布的2018年全球科研城市50强中，广州排名第25位。推动创新发展，广州基础扎实、资源丰富。
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广州在创新基础能力上存在短板。一是缺乏肩负战略使命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大科学装置为必备条件，但广州在重大科学装置方面尚未实现零的突破。二是虽然大院大所大平台数量较多，但集聚度不够，缺乏类似北京怀柔、合肥科学岛等高端研究机构和平台集聚的区域。三是原始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缺乏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创新核心载体，在国家科技计划组织实施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知识创造和知识获取能力相对薄弱，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存在一定短板，科技领域高端供给不足，成果转化力度不够。四是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有待加强。国际高端创新人才全职在穗不多，缺乏国际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针对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分布较为分散的问题，广州正在积极推动高端科教资源集聚发展，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建设。同时也在谋划中科院珠三角大科学研究中心建设，统筹调度中科院在珠三角的大科学装置，打造珠三角大科学装置“指挥中心”。市政府还出台了《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方案》，构建以高水平实验室为龙头，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为支撑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体系。
科研活力
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共同体
主持人：在穗的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但以往更关注论文发表及专利产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够高，这也是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一直存在的普遍问题。如何更深入开展院地合作，激发在穗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使实验室成果能够成为市场的创新产品？
李江：针对这一情况，广州采取的是“试点推动”的方式，制定并出台了《广州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8-2020年）》，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省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参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试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刘炜：目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开展成果转化工作。从指导性文件出台到科研机构内部达成共识，再到具体实施制度出台最后形成氛围需要一定的时间。广州在这一方面可以先行先试，从顶层设计开始，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使大学科研机构在具体操作体制内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产权归属等方面可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张强：广州的研发创新资源多集中于体制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广州市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广州19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依托于科研院所的有6家，依托于高校的有10家，真正依托于企业的只有1家。相对于目前技术大变革及技术发展市场化而言，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有些错位，过度集中在体制内的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
另外，广州密集的技术研发机构和智力资源，与未来产业技术发展需求也并不完全匹配。据广东省科技厅统计资料显示，广州的国家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生物技术与医药相关技术开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基本形成了生物技术与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产业承载较为完备的技术链。但其他相关产业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研发基础较为薄弱，如作为广州第一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在发动机、无人驾驶等核心技术领域缺乏重量级研发机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5G、芯片、AR/VR、量子信息、导航等也缺乏国家级研发平台，而作为NEM产业中的石墨烯、氢能源、光材料、可燃冰等更没有多少代表国家水平的研发机构，这也是我国许多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王迎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其中涉及的主要原因包括：成果缺乏市场导向性，中试环节缺失或薄弱，成果转化配套措施与政策协同性不足，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其中，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极少，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2017年，2766家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中，仅9.5%（264家）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而未设立专门技术转移机构的单位，多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成果转化工作，缺乏专门服务岗位；即便设立了专门岗位，其专业化服务能力也明显不足。
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第一，大力推进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体系建设。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助推器”。广州高校应联系实际，以市场为导向，成立专业性的科技服务公司，按照市场规则引导相关人员进入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市场，并尽快建立一个集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于一体的科技市场体系，为科技成果供需双方公平交易营造良好环境。
第二，促进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共同体。要继续推动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常态化，完善高校院所成果转移转化精准对接机制，瞄准校企间对接难题，以“企业+技术+资本+中介机构”的模式实现双方“精准对接”，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高效转移，构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多方主体参与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方面，协同创新中心是个很好的模式，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协同创新中心把研究、工程化、成果转化、产业化及政府布局、监管、市场、基金等无缝结合在一个平台上，非常有利成果转化，尤其是高端成果转化。
第三，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科技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由于中试环节缺失或薄弱而导致的“创新链条”断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因此，需要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的发展，政府部门应当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在各环节中的投资比例，如设立中试专项资金，或中试科研项目，通过加大中试环节助资比例，实现“中试要比研发强”的合理助资比例。
第四，以市场化为导向合理引入风投。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涉及二次开发、中试、生产等环节，投入大，风险大，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仅仅依赖高校是较难做到的，风险投资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风险投资主要投入高科技行业，对科技成果转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配套机制。主要包括高校科研立项、项目研发、成果鉴定、成果推广、转化应用等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的各个环节，如高校可专门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用于支持科技成果的开发、认定、保护等费用，还可以鼓励科研人员或科研团队以订单等方式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努力实现科研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产业潜力
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矩阵”
主持人：近年来，广州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继出台《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广州市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规划及促进政策。目前广州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哪些？在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
刘炜：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都是广州正在快速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广州的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加强，产业发展焕发出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州八大新兴产业合计实现增加值增速为8.0%，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8.2%，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广州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产学研的结合，要进一步以市场方式激活本地高校、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充分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的作用，解决源头和应用创新、关键技术研发问题。二是把握产业发展的时机。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有今天的规模和实力，与它充分把握住了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产业转移和爆发性技术发展的机遇是分不开的。因此，广州也要在当前正在孵化新产业的前沿技术比如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提前布局，占据产业孵化的先机。三是进一步完善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生态圈，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业和风投创投产业，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企业的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有主体种类多、规模足够大、各种要素完善的时候，才能形成集聚效益，效率将大大提高。
王迎军：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一起，构成了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矩阵”，为广州经济增长赋予了新动能。2019年第一季度，广州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合计实现增加值8.0%增长，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9.23%；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48.23%。
近年来，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日益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广药集团、金域医学、达安基因、万孚生物、赛莱拉等成为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根据广州市科技局统计，2018年，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实现增加值587.81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9.5%，目前拥有119家药品生产企业，592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超过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广州的医疗器械企业（包括生物材料）数量在全国排在前列，而且发展势头很好。这是一个高技术含量、高利润、高产值的利国利民的战略新兴产业。广州应顺势而上，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拿生物医药产业来说，这个产业的市场潜力非常巨大，发展势头也很快；但国内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原创产品少，研发投入低，产品单一，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成果转化率低，创新成果工程化程度低，企业研发能力低，没有形成全产业链条；针对生物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接轨机制和医工结合平台缺乏。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说可以布局建设多学科融合的材料基因工程中心，提升广州生物医药原创性、前沿性研究水平；通过建设企业、科研单位、临床单位、检定单位、国家药监局等组成的产学研医管监协同创新转化平台，加快技术转化、成果落地；可以重点筛选一批具有重大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以及设立市场专项发展基金，鼓励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培育打造成中国乃至全球的生物医药龙头企业。
企业竞争力
培育引进创新型头部企业
主持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2018年，广州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000家，总数从2015年的1919家增加至2018年的1.1万家，稳居全国第三；科技创新企业超过20万家。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广州的科创企业“星星”多、“月亮”少，新兴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凤毛麟角，10亿美元以上估值、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科技企业也不多。如何加快培育壮大广州的科创企业？
张强：加快培育壮大一批高科技、高成长、有望成为世界级高科技龙头的企业，对于广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广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当中的精英标杆企业和细分行业龙头企业成长相对缓慢，主要表现数量偏少、平均估值偏低、行业分布较传统等特点，主要分布在电子商务、互联网、大健康、生活服务等领域。
广州这类“双高”企业发展相对缓慢，缺乏大型平台式头部企业是首要原因。从近几年的实践数据看，我国依托大型平台式头部企业孵化或投资产生的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企业，占全国这类企业总数的近50%。广州本土知名创新型巨头企业较少，致使广州无法依托大型头部企业的资源、网络和资本优势，大规模投资孵化、裂变衍生出高估值的科技“小巨人”企业。此外，高估值科技企业的成长需要多轮不同阶段的融资支持，广州虽然从战略上确定了建设国际风投创投之都，但风投创投机构数量、资本规模仍有待提升。
对于加快培育壮大高估值、高成长科技企业，我有几点建议。一是制订专项培育计划，将培育体系细分为三层，建立评审机制，完善金融及政策扶持。二是加强对头部企业的扶持与引导。加大力度培育、引进创新型头部企业，依托头部企业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带动垂直细分行业投资、孵化新企业；此外，也应考虑激励、挖掘部分国有企业集团的投资孵化潜力，如广州无线电、广州医药、广州汽车集团等，发挥其科技、资本优势催生一批垂直细分行业的科技企业。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构建、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上下大功夫，包括扩大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规模和支持力度、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容忍度，精心打造科技金融载体和平台，如建设创投小镇、风投大厦、基金大厦等，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交易市场、成立广州市中小微科技企业上市促进服务平台等，积极衍生发展平台金融。此外，注意发挥协会作用，主动对接引进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等。
主持人：谢谢各位专家，我们下一期继续畅谈“广州创新发展”。